在寧波對某網絡平臺開出首張罰單之后，互聯網醫院的政策風險真正浮出水面。如果說傳統公立醫院長期存在以藥養醫的痼疾，互聯網醫院的問題則是以醫養藥。隨著大量藥企開設互聯網醫院，互聯網醫院正成為藥品銷售的野蠻生長的領域。

    從寧波的案件來看，該網絡平臺并未取得互聯網醫院的資質，醫生也未取得在線上執業資格，藥店也沒有資質。因此，在具體法規已經出臺，市場上那些還游走在灰色地帶的主體首先將面臨沖擊。由于互聯網醫院的監管要求必須有線下醫療機構方可申請，以及必須是復診，這將對大部分現有開具電子處方的業務事實上造成了沖擊。而且由于屬地化管理，未來一旦接入醫保，互聯網醫院的支付事實上也將屬地化，并不存在跨區域爆發式增長的可能。

    不過，由于市場需求較大，特別是部分地區對藥店無處方購買處方藥進行了打壓之后，仍有部分自費用戶希望在網絡上獲取處方藥，這帶動了藥企對這一市場的覬覦。隨著大量藥企通過和線下醫療機構合作開設線上的互聯網醫院，以醫養藥的問題凸顯了出來。

    原先藥企大量投資實體醫院，雖然也是希望能以醫養藥。但由于實體醫院運營復雜，且民營醫療機構實際體量較小，大部分藥企在實體醫院的投資都失敗了，也沒有帶動自身藥品的銷售。但隨著互聯網醫院這種較為輕便的模式開始發展，藥企開始投入其中，希望借助這一模式快速拓展。

    藥企將互聯網醫院視為新的處方通道，目前互聯網醫院的藥品獲取主要來自合作的藥店。在表面上來看，處方已經流出醫院，難以追尋，也就切斷了從醫療到產品的利益鏈條。但事實上，目前幾乎所有的互聯網醫院都是只與指定的藥店進行合作，這就將利益鏈條從院內搭建到了院外。

    從這一角度來看，互聯網醫院是為院內的醫生搭建以藥養醫的新通道，而為藥企則搭建了以醫養藥的新渠道。隨著監管的趨嚴，大量沒有資質的機構會去通過各種途徑去獲取資質，但即使獲取了資質，這些機構的目標仍然與醫改的實際趨勢背道而行。因此，監管將會持續升級，對具體的醫療行為進行監管，尤其是在醫保將 互聯網醫療 納入之后，智能審核系統將對處方行為進行強監管，對意圖以醫養藥的互聯網醫院形成沖擊。

    另一方面，隨著公立醫院上馬互聯網醫院成為趨勢，藥品銷售將日益向這些醫聯體和醫共體集中，這其實會擠壓整體藥品在其他互聯網醫院特別是平臺型互聯網醫院的需求，在醫保將互聯網醫療納入報銷之后，醫聯體和醫共體更能吸引用戶開藥。

    對于公立醫院來說，到底要不要發展互聯網醫院或者允許醫生去參加平臺型互聯網醫院的業務，其核心是對自身利益的考量。一方面，互聯網醫院有助于為醫院導流，一些通過遠程無法給出明確診斷的用戶將直接進入線下醫院，但另一方面，互聯網醫院占用醫生時間和精力開展低價值業務，不利于集中優勢開展

    高價值業務。而且如果醫院自身有隱性的以藥養醫業務，自己醫生參與平臺型互聯網醫院還要讓渡藥品收益給第三方，對公立醫院來說有些得不償失。

    但是，隨著醫聯體和醫共體的發展，公立醫院自己開設互聯網醫院有助于三甲為自身托管或兼并的下級醫院賦能，從而做大醫聯體的規模。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聯網醫院新規禁止網上初診，這對擁有龐大下級醫院的醫聯體尤其具備優勢，病人只需在基層掛號初診后即可使用互聯網醫院服務。這對擁有醫聯體的三甲醫院尤其有利。其次，在藥品利益受限后，特別是在點數法和單病種付費逐步推廣后，公立醫院更倚重手術量，而這需要用戶數量的增長和轉化。互聯網醫院作為一種可能的途徑受到公立醫院的日益重視。最后，隨著部分醫共體試點地區將基層的醫保總額和藥品采購大權全部收入醫共體之內，醫共體的藥品利益與自身的醫保總額緊密相關，絕不容許將這些利益讓渡給第三方，這將真正制約平臺型互聯網醫院在這些地區的發展。

    醫改對公立醫院的壓力日益加大之后，互聯網醫院在中國的發展本質上仍是醫院擴張的工具。意圖通過互聯網醫院賣藥的模式一方面將受到政策的持續沖擊，另一方面也將受到公立體系持續的擠壓，很難真正的發展起來。